蒙古族自称“蒙古”，殡葬服务热线是多少 4008341834意为“永恒之火”，主要分布于东亚地区的一个传统游牧民族，别称“马背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尽管这种生存方式在现代社会被弱化，但仍然被视作蒙古族的标志。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
一、人口及分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蒙古族的人口数为6290204人。其中黑龙江省的蒙古族人口112210人，约占全国蒙古族人口的1.78%，全省总人口的0.35%。
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等省、自治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县。此外，还有少数蒙古族聚居或散居在宁夏、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区、市）。
二、历史沿革
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和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一词是“忙豁勒”的音变，最早见于唐代，即新﹑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后来又有“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许多同音译名。“蒙古”的汉文译写始见于元代文献。
额尔古纳河（唐代称望建河）东岸地区，是蒙古部的历史摇篮。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开始向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它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剌﹑篾儿乞﹑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儿”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社会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漠北的蒙古部统称为黑鞑靼，漠南的汪古部为白鞑靼。有时鞑靼也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一词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他统一蒙古各部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大聚会），被各部贵族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贵族政权，这个封建汗国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即位后，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征伐活动。1211年和1215年大举向金进攻，占领中都（今北京）；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7年征服西夏时病逝。随后的窝阔台汗和蒙哥汗继续进行征伐活动，先后灭西夏﹑金和其他政权，还征服了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1260年，忽必烈做了大汗，把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迁至燕京（后称大都，今北京市）。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元代，蒙古地区被分封为许多封建领地，分属于岭北﹑辽阳﹑甘肃三行省和中书省。
元亡后，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剌部（即元代的斡亦剌部）和东部蒙古本部（明朝人称为鞑靼）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了臣属关系。1409年，明朝封瓦剌部三个封建主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413年又封东部蒙古本部封建主阿鲁台为和宁王。后来达延汗曾一度统一东部蒙古本部各部势力，并调整了其封建秩序，在整顿大小领地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各三万户。16世纪中叶以后，原驻牧于哈拉哈河两岸及克鲁伦河附近的东部蒙古本部中的喀尔喀部逐渐向漠北迁移，形成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清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统称喀尔喀四部），是为漠北蒙古；蒙古本部的其他部分仍留居于原地，形成了漠南蒙古。1571年，明朝封漠南蒙古右翼领主﹑土默特部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予很多领主以官职。漠南蒙古左翼则继续与明朝处于对立状态。漠西蒙古瓦剌部在16世纪时分为准噶尔（绰罗斯）、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四部。明末，土尔扈特部移牧于今伏尔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挣脱了沙俄的奴役，返回祖国；和硕特部向东南迁徙，移牧于青海等地。
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主在1636年前后归属于后金——清。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纳贡。同时，沙俄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新疆厄鲁特蒙古地区，并收买和策动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对青海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发动侵袭，清朝经过多次用兵，终于在1776年平定了准噶尔少数贵族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蒙古族地区。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地“兀鲁斯”﹑“鄂托克”的基础上，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和全国一样，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也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
在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中，沙俄最先伸出侵略魔掌，随后日本势力逐渐渗透到蒙古地区。17世纪初，沙俄利用多种方式侵略蒙古地区。鸦片战争后，沙俄不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殡仪一条龙 殡葬服务殡葬丧葬 4008341834还攫取了各种特权，倾销商品﹑输出资本﹑修筑铁路﹑掠夺资源，控制蒙古地区的经济命脉。辛亥革命时期，沙俄趁机勾结和支持少数封建上层和喇嘛活佛---哲布尊丹巴等在蒙古地区策动所谓“独立”﹑“自治”，煽动民族败类发动叛乱，妄图借机吞并蒙古地区。辛亥革命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东北和东蒙古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网罗蒙﹑汉奸头目，如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拼凑伪军，建立傀儡政权，对沦陷区蒙﹑汉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统治，掠夺和搜刮财富。
由于国外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蒙古族内部统治势力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蒙古族地区生产严重衰退，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急剧下降。如内蒙古土默特旗，1939年有4.8万人，到1946年只剩下2万人。
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蒙古族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17世纪初期，蒙古族人民就给予沙俄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1607年，厄鲁特蒙古和鞑靼蒙古人民共同组成了5000人的队伍，一举消灭了入侵我国西北边疆的200多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沙俄武装侵略者又采用了威逼诱骗的手法，妄图拉拢蒙古各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归附俄国”，遭到各部爱国首领的拒绝，将劝降的“使节”赶出蒙古包，从而挫败了沙俄的阴谋。
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进犯大沽口，驻守在那里的2000多名蒙古族骑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不顾清朝政府的卖国投降命令，奋起自卫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敌舰4艘，毙伤敌军400多人，打得侵略军狼狈逃窜。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蒙古族人民掀起了反对清朝政府和蒙古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1858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爆发了由贫困牧民丕勒杰等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或作“多归轮”，蒙古语“环形”、“圈子”之意。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文件签名时也依次将名字排成一个圆圈，因以得名），反抗贵族官吏的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此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民都以“独贵龙”的形式与统治阶级不断地展开斗争。内蒙古东部则有蒙古族白凌阿领导的义州﹑朝阳起义，汉、蒙古等族人民团结战斗，打击了统治者。
辛亥革命时期，蒙古族人民展开了以保护牧场和反夺地为中心的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锡尼喇嘛（乌勒吉吉尔格勒）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成为当时伊盟（鄂尔多斯市）革命斗争的中心。1912年和1914年先后在后套地区和达拉特旗爆发了反对王公出卖旗地﹑苛捐杂税和官差徭役的斗争。这年冬天，朝阳﹑绥东﹑建平等地的蒙﹑汉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抗捐抗税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北方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对内蒙古开展了革命工作。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蒙藏学校组成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许多蒙古族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活动。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兵大同盟。还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主张。1926年，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惨遭杀害。但是，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9年，在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勾结东北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在伊克昭盟和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蒙奸补英达赖等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等同志对这种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解散了“临时政府”，1945年11月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人民政府。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内蒙古骑兵参加大小战斗600多次，歼灭敌军2万多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各种枪支1万多件。他们为民族自身的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实现了对蒙古民族社会制度的重大改变。
三、风俗习惯
蒙古族的服饰是受蒙古草原生活环境决定的。服饰中，长袍是蒙古族人民的传统服饰，袍子肥大，不开叉。过去牧区的冬装多为光板皮衣，也有以绸缎﹑棉布做衣面的；夏季一般穿布类，颜色一般爱用红﹑黄﹑深蓝色。冬季牧人放牧时可以暖身御寒，夏季可以防止蚊虫叮咬。他们还喜欢用红绿色绸缎作腰带，并佩挂吃肉用的刀子，刀鞘装饰十分漂亮。有的还挂着火镰﹑鼻烟盒等。喜欢穿软统牛皮靴子，长到膝盖。这同样是与牧区自然环境和常年流动在外的游牧生活特点相适应的。农区农民多穿布衣，有长袍（开叉）﹑棉衣﹑棉袄﹑衬衣﹑衬衫等，冬天多穿毡靴﹑靰鞡，穿高筒靴的少，也扎腰带。男子喜戴蓝﹑黑﹑褐色的帽子，也有用绸子把头缠上的。女子都用红﹑蓝色的布把头缠上，冬季和男人一样戴上圆锥形的帽子。未婚女子把头发从前方中间分开，扎上两个发根﹑发根上面带两个大圆珠，发梢下垂，并用玛瑙﹑珊瑚﹑碧玉等装饰起来。现在，蒙古族服饰方面有了极大的变化。冬季无论男女都穿新潮的皮衣﹑羽绒服，既轻暖又美观；夏季的穿着更是多种多样，从服装款式﹑用料和汉族基本一致。男子西装革履，女子也多为西服和裙装。只有在祭敖包或召开那达慕大会时，其主持者﹑参加歌舞表演的人和极少数与会者才会穿传统服装。
饮食受其经济生产类型制约。牧区以牛﹑羊肉及奶食为主，以粮食﹑蔬菜为辅。奶品有奶豆腐、奶疙瘩﹑奶干﹑奶酪﹑奶油﹑酸奶等。早晨吃炒米喝奶茶，茶中加上酥油和少许青盐，味道鲜美可口。中午和晚上多喜吃牛﹑羊肉。砖茶是牧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煮好后少加些鲜奶。牧民烧饭﹑煮茶的主要燃料是牛粪，火焰恰到好处。农村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现在，经济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改善了许多，除肉食外，各地冬夏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居住也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圆形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传统的居住工具，具有便于搬运﹑易于拆搭﹑抵抗风寒等特点，适于游牧生活。一般蒙古包高七﹑八尺，直径丈余，以圆形围壁“哈那”和伞形顶架“窝尼”组成。周围和顶上覆以厚毡，用毛绳从四面缚起来。包顶中央有天井，用于通风与吸收阳光。部分牧区及半农半牧区使用土木结构的蒙古包，外形大体与毡包相同。有的在向阳处开着窗子，里面砌火炕，在伊盟（鄂尔多斯市）一带称“独贵”，意为圆形。也有少数汉式砖房，多为王公府第和活佛、喇嘛、官员的住宅。农业区及半农半牧区常见的是二间或三间的平房，搭南北炕或东炕，同汉式房屋相仿。现在，随着蒙古族游牧习俗向定点放牧或舍饲半舍饲转变，蒙古族人民几乎完全定居在砖瓦房或楼房里。只有在那些旅游区才能见到传统意义上的蒙古包了。
过去，蒙古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和方式以骑马为主，另外还有勒勒车。现在牧区多骑摩托车，或开吉普车放牧，很多牧民都拥有多台生产和生活用的机动车。
蒙古族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直率的民族，茫茫的草原上没有旅店，但每一座蒙古包里的主人都会愉快地招待那些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端出奶茶，斟上奶酒，煮上羊肉，或以歌劝酒，或敬献哈达，热诚招待客人。全家男女老少围着客人坐下，问长问短，宛如自家人。告别的时候常送出很远，指示路线，十分亲切。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地区曾有过很多落后的婚姻习俗，如贵族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结婚前要由喇嘛念经或求神问卦﹑重聘礼﹑抢婚、收继婚习俗等风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都是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绝大多数家长接受和同意孩子的选择，父母前往女方家“征得同意”只是一种必要的程序。那些落后婚俗大部被废除。
由于劳动力不足，也有一些家庭招婿入赘。新中国成立前，招婿在各地叫法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部阿拉善旗叫“夫尔根阿卜那”（即招婿），一旦被招入赘就算家属。经过一定时间后，岳父认为可以另过时，拨给一部分财产分居。东部蒙古名称上叫“夫沁夫尔根”，即雇佣的女婿，表现为雇佣关系，不被认作是家属。现代社会，那些男方家中兄弟较多，女方家中没有男孩的家庭也会选择从妻居的生活方式，但在社会和家庭中已经不再受到歧视。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的丧葬一般有火葬﹑土葬和野葬（也称天葬）。西部牧区常见的是野葬。人死后将尸体放在木轮车上拉着跑，直到掉下来为止。尸体置于荒野，被狼或野鹰吃掉，死者的灵魂即可以升天堂。七天后，如果死者的尸体还在，被认为是不吉祥的，必须继续请喇嘛念经﹑向喇嘛布施，替死者祈祷消灾。火葬主要是上层喇嘛，土葬则多为王公贵族以及农区或半农牧区的蒙古人。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野葬形式消失，完全改用土葬和火葬，其丧葬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自己家族的习惯。
蒙古族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因其素有敬老习俗，家庭中辈分最高的男子为家长，掌握实权，丈夫地位高于妻子。牧区﹑半农半牧区略有不同，男子处理家庭大事时，一般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儿子结婚后分居，另立门户。通常是住在父母的蒙古包（现在大多为房屋）附近，共同走“敖特尔”（即游牧，现在是划定区域放牧）。财产继承上，一般是在子女结婚时一次性分配一定的家产，从此再没有分配和继承家产的机会。和父母一同生活并负责父母晚年生活的子女将是父母所有财产的最终继承者。
很多蒙古族牧民酷爱钻花烟锅（烟斗），曾有“一个烟锅换一只羊”之说。用五种金属原料钻成花﹑鸟﹑鱼﹑兽等花纹图案的烟锅，再配上红玛瑙烟嘴和檀香木烟杆，不仅实用，还是十分精美的工艺品。
蒙古族重要节日有春节﹑兴畜节和那达慕等。其中，那达慕是蒙古族最为盛大、影响广泛的节日。
“那达慕”，系蒙古语“娱乐”或“游戏”的意思，每年7﹑8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大会召开时，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乘车骑马，云集在碧绿丰美的草原。他们或参加比赛，或专程赶来参观娱乐。素日宁静的草原彩旗飘飘，人流涌动，牛羊欢叫，牧马嘶鸣，顿时变成欢笑的海洋。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只举行射箭﹑赛马和摔跤的比赛；现代那达慕从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除了传统的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比赛之外，还增添了其他体育竞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篝火晚会等内容，同时开展经贸活动，进行物资交流，还要表彰劳动模范。那达慕这一古老的活动发展成为融文体﹑经贸﹑旅游于一体的草原盛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比赛，最引人入胜的是民族式摔跤。脸色黝黑﹑身体魁伟的摔跤手上身穿着镶有铜钉的黑色摔跤衣“昭德格”，下穿白色跤裤，腰系彩绸做成的围裙，脚蹬蒙古靴或马靴，袒胸露背，有的跤手还在脖子上围着五彩缤纷的饰物“江戈”。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跤手们跳着雄健的“鹰步”上场，对方的摔跤手也按着民族古老的传统风格，挥舞双臂，犹如雄鹰展翅，勇士们的搏斗开始了。
赛马更需要有勇敢顽强的精神。自古以来，蒙古人民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拥有一匹快马感到自豪。训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赛马比赛开始，骑手们一字排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赛马的起点和终点插满各种鲜艳的彩旗，四面八方聚来的人都汇集在起点和终点。只听号角长鸣，骑手便纷纷飞身上鞍，扬鞭策马，一时红巾飞舞，如箭矢齐发。刹那间，好骑手就像飞箭一样超过所有的对手，奔向终点，成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健儿。骑手与马一般在驯马的过程中都建立了默契的骑乘关系，只要骑手在很远的地方打个呼哨，马儿就会嘶鸣着飞奔而来。
现代社会，摔跤和赛马在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相比之下削弱了许多，但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被保留下来。
蒙古族一向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河套地区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河套的民歌牛毛多，唱了三年，唱了一支牛耳朵。”反映了内蒙古民歌之多。蒙古民歌可分为长短调两种体裁，蒙古民歌充分反映出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听了使人有置身蒙古草原之感。“好力宝”是内蒙古民间流传很广的一种演唱形式，有固定的曲调，唱词是触景生情的即兴创作，深受群众欢迎。另外还有“玛哈塔勒（赞词）”﹑“于热勒（祝词）”﹑“岱日勒其（对口唱）”﹑神话﹑童话、传说﹑说书等内容和形式。
马头琴是蒙古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因琴杆上端雕一个精致的马头而得名。最早的马头琴称为“奚琴”或“胡琴”，起源于东胡的“奚”（即库莫奚），清末称作“潮尔”。演奏形式多半是独奏，或是自拉自唱。马头琴拉出来的声音辽阔低沉，悠扬动听，仿佛把人们带进茫茫无边的草原。
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传统舞蹈有马刀舞﹑筷子﹑安代﹑驯马手、小青马等。通过草原马上生活提炼而成的马舞，造型挺拔豪迈，步伐洒脱轻盈，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腾跳之间，都使人感到骏马的纵越和蒙古人民剽悍﹑勇敢的性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是蒙古族信仰的主要宗教。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宗教信仰。蒙古族的祭天﹑祭山﹑祭祖﹑祭火﹑祭敖包﹑祭石﹑祭河﹑祭树﹑图腾祭祀等都属于萨满教的范畴。虽然明代以来，在蒙古族民众中广泛传播的藏传佛教极大地冲击了萨满教，但藏传佛教的传播也不得不吸收和融合了很多萨满教的形式和内容，所以今天蒙古族的信仰习俗中仍有很多萨满教的成分。藏传佛教很早就传入蒙古地区，是蒙古族主要信仰的宗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封建统治阶级的宫廷中改信红派藏传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半叶，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藏传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对僧侣上层给予各种优待，授予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于是僧侣上层便形成了一个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庞大僧侣封建主集团。他们不仅统治人们的思想，而且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世俗封建主结合在一起，控制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甚至深刻影响着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如移营﹑嫁娶﹑生老病死等都由喇嘛卜凶问吉，解脱超度。喇嘛不娶妻室，不参加社会生产，青少年多被封建王朝鼓励离家当喇嘛。在明﹑清数百年间，蒙古族僧侣人口逐渐增加，几达全蒙古族人口的1/3。以如此庞大的人口脱离生产，杜绝生育，对蒙古族的社会生产和人口增殖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喇嘛中的学者，如医生﹑著述家﹑画家等以及广大僧侣对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明清两代建设了很多喇嘛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百灵庙﹑新巴尔虎左旗的甘珠尔庙﹑固阳县的五当召﹑锡林浩特的贝子庙﹑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都是著名的大寺庙。
除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之外，历史上蒙古族还信仰过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犹太教和摩尼教等。现在仍有少量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